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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写《寻路中国》的美国记者对中国教育发表了观点：“多数美国人相信中国教育系统要优于美国。我个人在中国教育系统上发现了许多漏洞，并且我认为许多在中国教过书的人都有这种反应。我注意到那些为中国教育所折服的人，多数是没有在中国的学校里工作过的人。我小时候在美国就不很喜欢学校，我确定如果在一个中国学校里我会更悲惨。我认为在这样的教育系统中产生一个作家是很难的。”（《南方人物周刊》2011年第12期）在虎妈风波中，旅美教育学者、迈阿密大学孔子学院院长黄全愈关注美国人的自省精神。他举例说：1979年，中美两国互相考察对方的基础教育。中国考察团看到美国学生还在掰着指头做算数，于是得出结论：20年后中国会超过美国；美国考察团看到中国学生那么刻苦，得出的结论是：20年后美国会落后中国。“现在来看双方都判断错了。中国人喜欢看人家的短处；美国人善于看人家的长处，但那也不一定就是长处。”
奈施比特在《中国大趋势》中写道：“教育是中国社会中最保守的领域之一。中国教育体制相当严苛，过于强调尊师重道，太少鼓励个人自信；过于强调死记硬背，太少鼓励创新。”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撰文说，创造性有三个基本元素：好奇心、想象力、批判性思维思维，它们都不是“知识”本身，是天性中本来就有的潜能。2010哈佛商学院遴选新院长，最后3位候选人中有2位是印度裔，近200位教授中有20多位是印度裔，只有一位华人。联合国系统的国际组织中有4万多雇员，来自中国的只有300多人，且主要是低阶雇员。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%多，但在这里却不到1%。
美国学校教育的效果也有很多争议，在曼哈顿当了三十年教师并曾当选纽约州年度教师的盖托写了《上学真的有用吗》。我曾带领许多校长到西方国家学习，讨论到如何评估中国和西方的教育，的确是有很多争议。每一次，我都是请他们自己观察、自己体会、自己分析、自己下结论。在《虎妈战歌》的尾声里，虎妈探讨着和女儿说：孩子在18岁之前，按照中国的方法为他们构筑自信，并认识走向卓越的价值；18岁后再采用西方的方法，让每一个个体找到属于自己的路。吃苦带来的分数领先不一定能带来人生的成功，更不能带来人生的幸福。在美国各族裔的年轻人中，华人的自杀率最高。
按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法，人的思维层次分为知识（记住）、理解、应用、分析、综合、评价。如香港真道书院的课程目标是培养创造力、批判思维等高阶思维。只有同时具有伟大的责任感和创造力，才能成为领袖人物和领军人才。国际文凭组织（IBO）课程和评估设计是努力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。我们现在的教学和评价体系，在知识记忆上，也就是在低阶思维上花了太多的力气。让课堂充满快乐、充满互动、充满探究，对其产生障碍的不只是班级规模，而是教学理念、教学目标。在课堂中，要更多重视“程序性知识”教学，而对“陈述性知识”只选取最核心、最具建构和迁移价值的部分，这样才能使学生从浩瀚如海的知识漩涡中解放出来，节省时间进行思维的训练和发展。
课桌椅面向黑板和讲台排成行列，教师以教科书为中心，使用黑板和粉笔进行讲解，教师提问学生作答——这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课堂风景，这种课堂风景在欧美各国正在进入博物馆。如今，黑板和讲台在课堂里消失了，课桌椅设计成为方便小组学习的样式，教科书变成配角，各种各样的资料充实起来。教师的作用正在向学习的设计者与主持者转变。佐藤学教授在其《学校的挑战：创建学习共同体》这本书中，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提高学生学习权的实践思路。
在课程里追求“活动式、合作式、反思式学习”。教学由男女生四人组成的小组展开合作学习。以“学习”作为学校生活的中心，废除一切学习所不需要的东西。克服教室、学科之间的隔阂，年级的教师集体努力实现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权。把课例研究设定为学校的核心工作。所有教师至少要给同僚上一次公开课。全员参与的校本研修。教学研讨会讨论的中心问题，与其说是上课的优劣、提问的技巧和教材的钻研，不如说是基于课堂的事实，议论学生在何处是顺利的、在何处有障碍。废除“观摩教学”的方式，改为家长协助教师参与课堂实践的“参与学习”方式。
佐藤学教授希望改善以往套路的研修方式：以往的校本研修一般是观摩者针对教学的改进作点评、提建议。限定在某种情况中，“正确的教法”也有上百来种吧。执著于自己“教法”的观摩者与其向执教者建议，不如在自己的教学中尝试一下该“教法”。“同僚性”校本研修的研讨原则如下：第一，研讨的对象不是放在“应当如何教”的问题上，而是基于课堂的事实——“儿童学习的成功之处何在，失败之处何在”；第二，在研讨中观摩不是“对执教者建言”，而是阐述自己在观摩了这节课之后“学到了什么”。教师间要通过交流心得来互相学习。他认为，教师并不善于学习，特别是不愿意向同僚学习。可以说，“文人相轻”是致命的弱点。以“不凝练”“不归纳”作为铁的原则来主持研讨会是最理想的。“畅所欲言”的研讨会是可以结出累累硕果的。
学校应该是教师共同成长的地方。课例研究不是纠缠于教师上课的优劣与教法的是非，而是不断地细致探讨课堂中每一个儿童的学习事实（学习的成功之处和失败之处）。通常的学校校本研修中，话题的焦点是教材的处理和教师的教法。因为，“教材的教法”（how to teach math）构成了校本研修的主旋律。但是，在以儿童的学习为中心的教学中，“教材的学习的教法”（how to teach children to learn math）必须成为校本研修的主旋律。教师的责任并不在于“上好课”，而在于实现每一个儿童的学习权，最大限度地提升每一个儿童的学习。任何一个儿童的思考与挫折都应当视为精彩的表现来加以接纳。倾听每一个儿童的困惑与沉默是课堂教学的立足点。
把创建“学习共同体”作为学校改革的哲学，推进新型学校的建设。这种改革哲学倡导“课堂革命”的三大中心课题：第一，以“儿童学习”为中心的课堂教学的创造；第二，教师作为教育专家得以共同成长的“同僚性”的形成；第三，家长从“参观学习”转型为“参与学习”的实现。学校的挑战意味着一连串教育概念的重建——“学习”概念的重建、“教师”概念的重建、“学校”概念的重建。多年来，佐藤学教授同中小学教师一起挑战“应试教育”的旧习，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诸多具有颠覆性的教育信条：学校和教师的责任并不在于“上好课”，学校和教师的责任乃在于实现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权，为学生提供挑战高水准学习的机会。
叶圣陶先生说：“教育的性质是农业。工业是把原料按照规定的工序，制造成为符合设计的产品。农业是把种子种到地里，给它充分合适的条件，如水、阳光、空气、肥料等，让他自己发芽生长，自己开花结果……办教育的确跟种庄稼相仿……最主要的就是给受教育者提供充分的合适条件。”
王 伟
2011年5月